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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寬窄巷子

巨變中的成都寬窄巷子

寬窄巷子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長順街金河賓館背面,由寬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組成,全為青黛磚瓦的仿古四合院落,這里也是成都遺留下來的較成規模的清朝古街道,與大慈寺、文殊院一起并稱為成都三大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街區。

交通:出租:長順上街出租點、下同仁路出租點。公交車線路:寬窄巷子鄰近于天府廣場、人民公園、琴臺路、百花潭公園等。可以乘坐:5路、13路、43路、47路、58路、64路、78路、81路、163路等公交車在“金河路”站下車,或乘坐62路、70路、93路、163路、340路等公交車在“長順上街”站下車。地鐵:地鐵4號線寬窄巷子站或二號線不在人民公園站下,要走通惠門站C出口,這樣就不用二號線和四號線換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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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平定了準葛爾之亂后,選留千余兵丁駐守成都,在當年少城基礎上修筑了滿城。清朝廷派三千官兵平息叛亂后,選留千余兵丁永留成都并修筑滿城——即少城。清制規定森嚴,滿蒙官兵一律不得擅離少城染指商務買賣。靠每年少城公園(今天的人民公園)春秋兩季的比武大會,論成績優異領取皇糧過日子。風雨飄零,如今的少城只剩下寬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保留了當年的風格!“寬窄巷子”是成都市三大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由寬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條平行排列的城市老式街道及其之間的四合院群落組成,于上世紀80年代列入《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

清初年,清政府在成都城西重修少城,作滿蒙八旗及家屬居住區。康熙六十年,四川提督年羹堯奏請朝廷留下1600名清兵永久駐成都,設副都統統轄。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因成都的重要軍事地位,清始設成都為駐防將軍統轄,駐防將軍所住官衙設在現今金河賓館位置,稱將軍衙門,下圖是今天的金河賓館。形如蜈蚣的少城格局,以將軍衙門為蜈蚣頭,長順街為脊,42條胡同分布長順街兩端,寬、窄、井巷子為滿城之中被保留至今的三條。胡同的命名也代表著人們對生活的美好希望,在清滿城之中,窄巷子又叫太平胡同,名字”太平”自然是希望沒有戰爭,成都的老百姓能夠平安祥和的過日子。

窄巷子26號,清代宅院建筑風格,曾經是大名鼎鼎的清代名將———曾經效命康熙、雍正兩代皇帝的年羹堯大將軍的府邸。今天窄巷子26號只剩下少城記憶。

清代名將年羹堯康熙五十七年間駐扎少城時的舊居,清代宅院建筑風格,庭院內的池塘水波粼粼,而今只有這個天井下的一個假山,借助陽光的照耀略顯生機。

四川提督年羹堯當年是什么樣的一種生活方式,有這么一座宅院,本應該悠閑的過日子,但伴君如伴虎的年羹堯卻如履薄冰。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立下一等功,年羹堯最巔峰的時候拜撫遠大將軍不說,還賜封一等公,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也受封一等公、賞加太傅頭銜,兒子年斌受封一等子(子爵),說起來真是闔門顯達。年羹堯是川陜總督,可手伸得很長,云南的事情他也能管,山西巡撫不按照年羹堯的話辦事,雍正就把這個巡撫給撤了。朝廷有重大人事變動,雍正也征求年羹堯的意見,年羹堯保薦的人,吏部、兵部都特別重視,當做大事來辦,一時號稱“年選”;雍正還親密地對年羹堯說:“你此番心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這還不算,雍正對年羹堯賭咒發誓說:“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也就是說雍正不當一個好皇帝,第一個就對不起年羹堯。

今天的閣樓沒有了當年的模樣了,今天走在這繁華的巷子,只怕永遠不會想到那年那月滿目瘡夷四川少城經歷過多少滄桑巨變。當年年羹堯雖說是“藩邸舊人”,但對這位新皇帝認識不深刻,應該說高處不勝寒的體會不夠,他滿以為皇帝對他這么好,也不至于翻臉不認人。 年羹堯(1679年—1726年),字亮工,號雙峰,中國清朝名將。原籍鳳陽府懷遠縣(今屬安徽),后改隸漢軍鑲黃旗,清代康熙、雍正年間人,進士出身,官至四川總督、川陜總督、撫遠大將軍,還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顯爵集于一身。他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曾配合各軍平定西藏亂事,率清軍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戰功。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入京時,得到雍正帝特殊寵遇。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是以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在邊疆時,蒙古王公和額駙阿寶見到年羹堯必須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隸總督李維鈞、陜西巡撫范時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只是點點頭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年進京不久,雍正獎賞軍功,京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皇八子胤禩集團的成員)等人,也是聽了年的話。這些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南宋名將岳飛是宋高宗趙構一手提拔起來的大將,之所以遇害,主因兩條,第一條,阻礙趙構的和談大計;第二條,深觸趙構的忌諱之處。趙構早年受到金軍追擊的恐嚇以致陽痿不舉,他收養了兩個宗室的孩子,一個叫趙伯琮,一個叫趙伯玖,岳飛出于一片赤誠,直言立趙伯琮為太子,岳飛這是干預立儲。這二條因素招致殺身之禍。雍正干掉年羹堯除了年羹堯、隆科多“驕縱不法”之外的另外根本一點也是干預立儲,這是皇室宗族問題,稍有不慎就遭殺身之禍。年羹堯最輝煌的同年一切結束都來得這么快,年羹堯調職后,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削年羹堯官職,并于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及年羹堯功勛卓著、名噪一時,“年大將軍”的威名舉國皆知,如果對其加以刑誅,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難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殺戮功臣的惡名,于是表示開恩,賜其獄中自裁。年遐齡及年羹堯兄年希堯奪官,免其罪;斬其子年富;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極邊。年羹堯幕客鄒魯、汪景祺先后皆坐斬,親屬給披甲為奴。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叱咤一時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公元1727(雍正五年),雍正帝赦免了年羹堯諸子,交年遐齡管束。

現在這里展現的是金銀商品。

院落還是那個院落,只是物是人非。年羹堯常年統兵在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也極度擔心“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猜忌。因此,他建議派駐八旗兵,很大程度上含有向康熙帝表忠心,以換取政治安全的考量。年羹堯的上疏很快得到批復,在他駐八旗兵一千人的提議上,再增加六百,并在成都選取空地,為即將入駐之兵丁及其家眷建造房屋。在成都劃一塊地專為八旗兵建造房屋,是因為清政府一直實施“旗漢分治”政策。滿族皇族自進駐北京后,規定內城只能住滿人,其他族百姓則遷至城外。其意圖在于保持滿文化的獨立性,避免被強大的漢文化同化。年羹堯的上疏,造就了少城的重建。

這里可媲美上海新天地的寬窄巷子,是成都文化保護區之一。有人甚至認為,寬窄巷子的資源更勝上海新天地一籌。那么,其底蘊何在?漢代起這兒叫少城,清代重建少城改為滿城。何謂滿城?就是滿族人居住的區域重建少城。少城是成都滿蒙文化的發源地。還要從湖廣填川說起,張獻忠于明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率領農民起義軍馬步水軍數十萬,由武昌經岳州(今湖南岳陽)入四川,在巫山擊敗守將曾英部及明援兵。次年二月到達萬縣,待機西進。四月,水陸并進,直奔重慶。原四川巡撫陳士奇在重慶東南的銅鑼峽設重兵固守。張獻忠采取聲東擊西的戰法,令部分水軍與明軍交戰,自率精騎迂回其側后,兩面夾擊,先后攻克佛圖關(今重慶西南)、銅鑼峽,進抵重慶城下。令勇士鑿穴爆破,打開通路,六月二十一攻克重慶。七月初四,乘勝率軍直趨成都,沿途州縣望風迎降。八月初九,攻占成都。爾后,分兵攻取未附州、縣。十一月十六,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國號大西,年號大順,改成都為西京。

1647年1月2日,李自成死后的一年半以后,張獻忠死于清軍的一次突襲。原大西軍將領劉進忠先在合州(今重慶合川區)同明軍曾英勾結,后又出保寧(今四川閬中),1645年叛變投降了南下的清軍統帥豪格。清軍以劉進忠為向導,帶領清軍進入川北。清順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護軍統領鰲拜等將領,分率八旗護軍輕裝疾進,出其不意,對農民軍發起突然襲擊。二十七日晨,清軍隔太陽溪與張獻忠的農民軍相遇。面對這意外的突然來襲,張獻忠臨急應戰,指揮農民軍馬步兵分兩面抗擊清軍。這時,清軍統帥豪格率大軍繼至,遣參領格布庫等向農民軍右翼進攻,都統準塔攻擊農民軍左翼。戰斗打得非常激烈,清軍將領格布庫等被農民軍擊斃,農民軍也遭到了慘重的損失。張獻忠“初不為備,聞兵至,猶以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將臨河視之。”劉進忠為清將指點說:“此八大王也。”清將雅蘭布(清太宗皇太極長子,豪格的部下,也是鰲拜帳下軍官)急發暗箭射之,張獻忠前胸中箭身亡,時年僅四十歲。

張獻忠和李自成都是意外死亡,李自成死時,他的兩路大順軍還有35萬之眾;張獻忠中箭身亡時,他的大西軍有20萬以上。張獻忠死得太突然沒來得及確立繼承人,這就埋下了他的四個義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爭權隱患。當時大量的清軍打進四川,大西軍被迫撤出四川進入貴州,打算以貴州為基地東山再起。同時期云南沙定洲叛亂黔國公沐天波只能堅守楚雄,根本無力反擊大西軍。1647年2月開始向云南進軍,沙定洲的叛亂都是土司的軍隊,大西軍很快平定了叛亂,成功進入了昆明。占領云南后,孫可望、李定國等人和明朝的駐云南的沐天波達成了一致意見:第一不再使用大西年號‘第二不準隨意殺人;第三不準奸淫婦女。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其他周邊的省份打的是難解難分,而云南地區的百姓生活還是比較安寧的。農民軍(大西軍)在云南開荒種地,三年里年年都是豐收,這種情況在明末是不多見到的,農民軍解決基本的糧食供應問題。云南成為永歷朝的大本營:孫可望出兵抗清為誘餌為條件永歷皇帝朱由榔加封其為秦王。當時南寧也已經失守,永歷朝所能控制的區域已經所剩無幾,最后不得不選擇進入云南。永歷皇帝身邊的文武官員已經不過了,換句話說,永歷皇帝已經把這個王朝的命運交給了昔日的對手農民軍。1651年,李定國統帥騎兵1萬、步兵8萬開始向湖南發動進攻。當時清軍的主力一部分已經回撤,另一部分在武昌一帶,李定國進軍迅速,快速占領了湖南南部。從而切斷了南寧地區孔有德和兩湖地區清軍的聯系,清算這個敗類的時候到了。這年7月,李定國南下包圍了桂林,那位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就在城中。四天以后,李定國的軍隊攻入城內,孔有德自知自己難逃一死,在王府中自殺而亡。李定國在湖南、廣西節節勝利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北京的順治皇帝恐慌不已,他立刻命令敬謹親王尼堪率領八旗精銳南下。只可惜這位滿清的親王走進了李定國的埋伏圈,最后尼堪被明軍斬首。尼堪成為明朝在戰場上斬殺的唯一滿洲親王,詩人彭而述聞訊后激動的寫道:“東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購大王頭。”李定國在湖南、廣西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各地人民的士氣,當夜遭到了孫可望的嫉妒。張獻忠死了以后,雖然沒有確立繼承人,但孫可望的年齡最大、學問也最高,所以一直以首領自居。但是現在李定國的風頭遠遠蓋過了他,這讓他十分的郁悶。孫可望為了自己的利益挾持了永歷皇帝,并且和李定國發生了內戰。最后的結果是李定國以少勝多打敗了孫可望,孫可望帶著100多人向清朝投降。永歷皇帝為了褒獎李定國加封他為晉王,但是孫可望的投降對南明來說損失太大,作為之前的第一領導人,孫可望對云南地區的防御情況一清二楚。

孫可望投降之后,讓清廷看到了機會,順治皇帝立刻命令吳三桂從四川進攻云南。為了阻止清軍繼續深入,李定國在磨盤山發動了最后一次主動進攻。此戰重創清軍,但是李定國自己的損失也不小,精銳力量消耗殆盡,在此之后再也無力主動進攻了。而此時的永歷皇帝在一群文武官員的保護下逃到了中緬邊境,他們以為只要進入緬甸境內就安全了。但是緬甸也懼怕清軍,在永歷皇帝進入緬甸之后立刻被3000緬甸軍隊看護起來,包括黔國公沐天波在內的南明文武官員全部被緬甸軍隊殺害。在清朝大軍壓境之下,緬甸方面將永歷皇帝交給吳三桂,1662年6月明王朝最后皇帝被吳三桂用弓弦勒死。終年40歲,在位16年。尸體則被不忘故主的投降官員們悄悄火化,葬于貴州都勻高塘山永歷陵。永歷皇帝的噩耗傳來,李定國吐血墜馬,10幾天以后便離開了人世。李定國的去世也代表著張獻忠大西軍的徹底完結,同時大明王朝也徹底畫上了句號。

1644年八旗軍隊入關。次年,清和碩肅親王豪格率大軍,從陜西漢中進入四川。就這樣,清軍、獻軍、南明軍以及其他抗清力量等多支軍事武裝,在這塊地盤上反復較量爭奪。清軍曾四次攻下成都又四次被逐出,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軍再入成都,并于次年建立官署,才算基本確定對四川的統治。歷時15年的戰亂,讓四川殘破不堪。戰后四川,人口不過五六十萬,有些縣甚至只剩數百人,清史記載張獻忠屠川造成。

四川的人口在萬歷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明朝當時賦稅與人頭掛鉤,所以明末四川人口當遠遠大于前面數據,甚至上千萬。) ,至清初順治十八年(1661年),只剩下8萬人,人口大量銳減,從近幾年研究湖廣填四川的資料中可以看出,被調查村莊中,基本都是從外地遷過來的,所以說當時肯定是有過人口大銳減,而且不是那種減掉十分之二三的銳減,原住民接近滅絕。張獻忠屠蜀的一些史書和筆記記載,《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流賊傳》記載: 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名草殺。偽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剝皮死,并屠其家。脅川中士大夫使受偽職,敘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吳宇英不屈死。諸受職者,后尋亦皆見殺。其慘虐無人理,不可勝紀。《客滇述》記載: “賊兵之樵采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為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并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筑,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貫以鐵絙,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為瓦礫矣。獻忠又令其眾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歲以下者僅留一、二。《蜀亂》記載: “年十五以上殺之,各路匯集所殺衛軍75萬,新軍23萬六千,家口32萬。”《后鑒錄》記載: “先檢各衛軍及在營新兵年十五以上殺之,會計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乃次殺民之諸生,釋道及堪輿,醫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萬,家口不計”。《圣教入川記》記載: “張獻忠滅后,旗兵在川,……彼時川人不甘服旗人權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馬抵抗旗兵,如此約有十載。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間,川省稍定,始行設官。……此時四川已有復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至1681年,一連十五載,川民各處被摟,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盜之害。……四川際此兵燹之后,地廣人稀。”

1646年,即滿清入關后第三年,滿清宣布張獻忠已被戰死,宣稱四川平定。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滿清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攻陷渝城(重慶)。張獻忠死后十三年,清軍才平定四川。也就是說在這十三年中,清軍在和誰作戰?這就要談到張獻忠的另一個義子劉文秀,劉文秀早年追隨張獻忠,崇禎十七年大西國建立后,受封為撫南將軍,與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合稱為四將軍。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在四川南充戰死,與孫可望等率余部數萬人南走,入云貴,連克遵義、貴陽。順治八年(1651年),劉文秀受封撫南王,當時艾能奇已死,劉文秀率大西軍步騎五萬出川南,由敘州、重慶進圍成都,殺清都統白含貞、白廣生等,迫使吳三桂敗走保寧。劉文秀率大將王復臣、張先壁等五萬人馬進圍保寧,吳三桂處境窘迫,但劉文秀因屢勝輕敵,拒絕采納王復臣的正確意見,輕率攻城,結果被吳三桂窺出破綻。不久,吳三桂和清朝征西將軍李國翰聯兵出戰,一舉擊破張先壁軍,潰兵沖亂了全軍陣腳,王復臣也被包圍,自殺身死,劉文秀大敗,退還貴州。孫可望深為不滿,下令解除他的兵權,發回昆明閑住;張先璧被亂棍打死。這一舉措已經表現了孫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確的做法本應抽調兵將補充劉文秀部,讓他繼續經營四川。劉文秀被撤職,不僅他本人心灰意懶,在原大西軍部分將領中也引起憤慨不平。孫可望在寶慶之戰失利后自知斬將搴旗非己所長,決定重新起用撫南王劉文秀。可是,劉文秀自從保寧戰敗被剝奪兵權后,日趨消極。順治十一年(1654年),在孫可望堅持下他出任大招討,由于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時領兵出征。直到順治十二年(1655年春),劉文秀才率領大將盧明臣(或作盧名臣)、馮雙禮等部馬、步兵丁六萬、象四十余只,踏上了東攻湖廣的征途。四月,劉文秀部集結于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計劃先攻占常德,切斷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復長沙、衡陽、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

按照劉文秀的部署,明軍進攻常德采取水陸并進的方針。他派盧明臣率領一支軍隊乘船由沅江前進,自己率軍由陸路進發。當時,正值漲水季節,盧明臣的軍隊乘坐一百多艘船只順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縣,活捉清朝知縣李瑢。可是,劉文秀親自帶領的主力卻因為連日下雨,溪水猛漲,道路泥濘,行進非常困難,“馬步兵滯留數十日”,根本無法同盧明臣所統水路軍隊配合作戰。清朝五省經略洪承疇和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得到劉文秀大軍入湘的消息后,迅速作出對策,除了從衡州等地抽調軍隊回守省會長沙外,五月初十日,調遣荊州滿洲八旗兵趕赴常德,加強防御力量。五月二十三日夜,盧明臣部進至常德城下,遭到優勢清軍伏擊,由于得不到陸路明軍的支援,激戰到次日,盧明臣中箭落水犧牲,水路明軍幾乎全軍覆沒。清軍乘勝加強了面對辰州的防務。劉文秀水、陸兩路夾攻的計劃既告失敗,盧明臣的陣亡又嚴重影響了士氣,他隨即放棄了攻取常德的計劃,帶領軍隊退回貴州。孫可望對劉文秀的舉措深表不滿,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權,讓他返回云南昆明閑住。順治十三年(1656年),劉文秀隨朱由榔南遷至昆明,封為蜀王,孫可望聞訊大怒。順治十四年(1657年),孫可望背叛南明,割據四川,并派白文選等人率兵攻打云南,劉文秀被任命為右招討大將軍,協助李定國大敗孫可望于交水。此后,劉文秀派部將高承恩統兵五千由云南進入四川雅州,以心腹將領征虜左將軍祁三升任總理全川軍務,會同援剿后將軍狄三品、平虜營總兵楊威、懷遠營總兵賀天云、監理重慶屯田總兵鄭守豹等統率兵馬進至嘉定府,劉文秀本人則率領大軍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漢源縣北)、雅州到達洪雅縣(屬嘉定府),在該縣境內的千秋坪建立了帥府,撰寫了《天生城碑記》,表示要以此為基礎,恢復四川。劉文秀在千秋坪設立了文武官員,大建宮室,極力想把這里構建成經營西南的大本營,企圖為北攻保寧(閬中),東聯夔東十三家,與清軍爭奪湖北。但是由于孫可望心懷不軌,蓄意犯滇,李定國要求朱由榔召回劉文秀,此舉使得日后清軍的三路進攻貴州進展得極為順利,而李劉兩人由是出現心結,劉文秀內心非常苦悶,將一切兵馬事務悉交護衛陳建料理,也不出府。劉文秀前后在千秋坪只駐守了五個月,經營四川的戰略未能實現。

可想而知而是四川人民和清軍展開了殊死搏斗。造成大量人口銳減的時間應該是清軍入川時期。假如張獻忠真如滿清所宣傳的那樣,“是一個瘋狂的殺人魔王。四川交通可達的人煙稠密之處,差不多被他殺絕”,那么,幾乎沒有人煙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已經到了“彌望千里,絕無人煙”的地步,何需清兵們花費十多年時間去平定?四川平定后,滿清統治者為了把殺盡四川人的責任推給張獻忠,說張獻忠不僅殺人如麻,還在他殺人的地方立了個碑,這就是有名的七殺碑,碑上寫有: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 殺、殺、殺、殺、殺、殺、殺’”。但是,這句很類似張獻忠圣諭碑。而國內現存兩塊張獻忠“圣諭碑”, 少城公園陳列的碑上,沒有一個“殺”字,當時的照片仍在。另一塊“圣諭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國傳教士在四川廣漢發現的,后來這塊碑被運到廣漢公園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記載的張獻忠“六言圣諭”: “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說的是慈悲的上天賜萬物于人類,而人卻沒有一物可用來報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而滿清的御用文人,把前兩句留下,后面加上七個“殺”字,來凸顯張獻忠的殘暴和滿清的“正義”,其污蔑之意,不言自明。 官修《明史》記載張獻忠在四川殺了六萬萬(6億)人,1578年人口數三百多萬人,到張獻忠入川時期頂多一千萬左右人口。 有歷史學家推測在明萬歷年間中國的人口總數才一億二千萬至兩億。 可見官修《明史》對張獻忠的污蔑至極。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歷時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懾于法令的殘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張獻忠的真實史料,因而那些能證實張獻忠生平的翔實材料均被統治者收繳殆盡。《明史·張獻忠傳》是根據《綏寇紀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綏寇紀略》的作者吳偉業,是投誠張獻忠后又因罪被張所殺的吳繼善的本家;《蜀碧》一書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進士,官為御林院編修。而《后鑒錄》的作者毛奇齡原本是明朝末年的文人,在清初參與抗清,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失節文人毛奇齡投靠滿清,當上滿清的御用史官。薦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會試同考官。可說這些人是封建士大夫階級的代表,對農民起義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們的書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懷疑。 在各種各樣記載張獻忠屠蜀的史料中,最離奇的莫過于毛奇齡《后鑒錄》中所謂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鳳山至南北桐子園綿亙七十余里,尸積若丘山。其婦不勝殺,則引絙而批于水。歲丙戍元日,命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余萬,女八千八百余萬;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余萬,殺女八千八百余萬;定北七千六百余萬,女九千四百余萬。獻忠自領者為御府老營,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齡所記錄的四路屠蜀的數字相加被屠殺的人口竟接近7億,。滿清統治了兩百多年,戰敗一方的記錄早就被毀滅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滿清自己的“記錄”和當時的宣傳,這樣的“歷史”代代相傳,兩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四川人對張獻忠的建廟塑像。在四川省綿陽市梓潼縣七曲山上,有一座文昌廟,里面供奉這張獻忠的塑像。當地曾發掘到一通張獻忠部下的禁令碑,叫《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碑》,碑文記載張獻忠部隊紀律嚴明,不許“妄害良民”,不許“擅娶本土婦女為妻為妾”,違者“連坐”、“捆打”,直至殺頭。因此,張獻忠受到當地人的愛戴。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遇難犧牲。當地人民十分懷念他,此后不久(康熙年間)就悄悄在來人稀少的風洞樓為張獻忠塑了像。而此舉遭到清廷的反對,張獻忠塑像被清廷反復搗毀,并在后墻壁立了一道石碑,這塊石碑叫《除毀賊像碑記》。 若張獻忠真的是屠川,為何當地人還給他建廟塑像?

而清軍在四川的屠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清軍打敗大西軍后,即將主力調到川東與“搖黃”武裝和南明殘軍作戰;康熙三年,清軍鎮壓夔東十三家義軍是對川民的第二次大規模殺戮;而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亂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難。因此對四川人民的這種頑強不屈的抵抗,清軍采取了徹底屠殺的辦法作為報復。即不論是“張賊”,還是無辜的平民,一律斬殺。更有甚者還上書順治帝要求 “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軍殺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記載:“清將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糧”,“惟蜀路運糧,最為重要,宜于所復城池、村落,遍訪賊積米谷,悉行察收。俾進蜀官兵,不悞支給。”。 清軍“敗兵奔駐雅州、名山兩地,民間谷、豆、蕎麥盡掠,雞、鴨、牛、羊盡殺,瓦屋茅舍盡毀。人民無依,悉赴川西逃生。”。 《清史稿.王騭傳》里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后,修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清軍中吳三桂的軍隊在四川干了大量壞事。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將軍、后被吳三桂封為國公的譚宏就是軍紀甚差。整個四川“農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稅,兵苦于戰陣”。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這種殘忍的鎮壓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續了很長時間。為了隱瞞真相滿清把他們自己干的這些大屠殺全部栽贓給張獻忠。

滿清統治者嫁禍張獻忠,張獻忠1644年11月入川稱帝到1647年1月2日戰死,同年清兵身四川進發,加之南明軍在云貴形成背腹受敵,再愚蠢的張獻忠也不可能這個時候還要去屠殺四川散在各州縣的百姓,若要征戰,沒有百姓哪來糧草,對于稱帝沒有子民還當什么皇帝呢?加之明末明朝對百姓的壓窄四川人應該是響應張獻忠的農民軍抗清,川人的抵抗才招致滿清滅絕性的屠殺,加之連連征戰給四川帶來無盡的災難和痛苦,正是經濟蕭條四川經濟無力發展,需要新的勞動力入川才有后來大規模的湖廣填四川大移民,少城的建立,滿漢分治,給生靈涂炭四川重新點燃了生機,當你游歷這幾古街除了感受到天府之國人民安逸生活,還想到了些什么呢?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是清政滅絕性屠殺的有力證據。

滿清最著名的揚州十日: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在多鐸的率領下,分兵亳州、徐州兩路,向南推進,勢如破竹,直至揚州。 史可法收兵退保揚州。劉澤清、劉良佑以入衛南京為名,率部南逃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南明降將李成棟,率清兵南下包圍揚州城,史可法急令各鎮赴援,均無響應。降將李遇春到城下勸降,史可法命令放箭射回。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九日,明將許定國引多鐸師至揚州,揚州被清水陸各軍重圍。守將史可法統率軍民,堅守孤城,同時,向弘光皇帝求援,弘光不應,揚州告急,四月二十一日,南明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歧鳳欲劫史可法出降,史可法以大義叱責之,二人遂拔營降清。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清軍以紅衣大炮試轟揚州城,形勢危急,史可法用血書告急朝廷,未得回音。南明的各鎮兵馬不聽史可法調度,從軍事上講,孤城揚州已難有作為。史可法知其不可而為之,決定抗戰到底,一死以報國。揚州十日又稱揚州屠城、揚州之屠,是指史可法率領揚州人民阻擋清軍南侵守衛戰失敗之后,清軍對揚州城內人民展開的大屠殺。當時幸存者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中和明末史學家計六奇的《明季南略》記載,屠殺共持續十日,故名“揚州十日”。揚州在激烈抵抗后失陷,清兵屠戮劫掠,十日不封刀。“幾世繁華的揚州城是時“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前后左右,處處焚灼”,““城中積尸如亂麻” 。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后隱蔽較深幸免于難者以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僅被和尚收殮的尸體就超80萬具。在文字獄盛行的清朝時期,所有有關揚州屠城的記載隨著清軍入主漢地之后被刻意掩蓋,導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對此屠殺事件一無所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將《揚州十日記》從海外帶回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 ,揚州十日才廣為世人所知。除《揚州十日記》之外,還有《揚州城守紀略》《明季南略》等諸多史書記載屠殺事件,然皆遠不及《揚州十日記》詳細。

嘉定三屠是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順治二年)清軍攻破嘉定后,清軍三次對城中平民進行大屠殺的事件。清軍頒布剃發令,嘉定百姓拒不從命。鄉紳侯峒曾帶領嘉定紳民起義反清,清吳淞總兵李成棟立即領兵五千來攻。嘉定城城破,李成棟下令屠城,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婦女們慘遭強奸。如遇抵抗,軍隊就用長釘把抵抗婦女的雙手釘在門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大屠殺持續了一天,直到尸體堵塞了河流,大約有三萬多人遇害。李成棟率軍離開嘉定城。但嘉定城的劫難仍然沒有結束。李成棟大屠殺后的三四天,僥幸逃脫的嘉定的幸存者開始溜回城里。他們回城后在一個叫做朱瑛的義士領導下,重新集結起來,共兩千多人。朱瑛領導著幸存者們在這座殘破的城市展開了一場反屠殺運動,處死了歸降清軍的漢奸和清軍委派的官吏。李成棟又領著軍士直殺入城里,把許多還在睡夢中的居民殺個精光,積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清軍殺得興起,嘉定又慘遭“二屠”。二十多天后,原來南明的一個名叫吳之番的將軍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邊民眾也紛紛響應,殺得城內清兵大潰出逃。不久,李成棟整軍反撲,把吳之番數百士兵砍殺殆盡,順帶又屠殺了近二萬剛剛到嘉定避亂的民眾,血流成渠,是為著名的“嘉定三屠”。

1694年清政《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詔》,正式啟動史稱“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為吸引移民,清政府給予了極為優厚的土地政策,對于移民墾荒地畝,五年起才征稅。據上代人的傳說,部分移民是強行捆綁入川的,移民入川的后人手臂上還有前代人被捆綁留下來的胎記,很多川人都有,至于真假無從考證。外來人勞力的輸入,使天府成都再一次煥發生機。古蜀人已不在了,移民進來的川人依然勤勞樸素勇敢,抗日戰爭戰場沒有在四川,但川人出川抗日死亡數排最前面,四川還提供大量的抗戰物資,這是民族團結的使命象征,或許是這塊土地賦予我們了保家衛國的血性,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重建了西部重鎮,四川成都是西部的文化,交通,經濟中心,成都地鐵,四川高速公路,四川高鐵動車,成都到樂山,峨眉山高鐵,成都到重慶動車,成都到都江堰青城山的高鐵,四川旅游四通八達的交通給游客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旅游線路。

在滿蒙八旗入駐之地,馬是必不可少的,瓦爾登門旁老墻嵌有紅砂石材質拴馬石和鏡像駿馬;寬窄巷于文化保護區現存3個拴馬石,分別在寬巷子11號門口旁和窄巷子32號瓦爾登門頭的老墻上。拴馬石雖然已風化斑駁,但它仿佛是寬窄巷子乃至成都的一塊獨有的胎記,述說著這里的前世。百年前的寬窄巷子是北方滿蒙八旗及家屬的居住地,他們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騎馬出行的習慣。拴馬石是北方文化在川西的符號性表現。是原汁原味的歷史本初,讓人遙想富貴門第門口熙來攘往、車馬不息的景象。

康熙六十年(1721年)令年羹堯主持動工滿城修筑事宜。滿城面積約十余平方里,城墻周長四里五分。位于大城內西邊,故西側的城墻即為大城城墻即今天的同仁路、西較場一線。從西城墻北側起,往東沿今日西大街、八寶街一線,止于八寶街東口、青龍街西口,即為北城墻。城墻向南,沿老東城根街直至半邊橋街,為東城墻。滿城的南側城墻,沿君平街、小南街至西較場一線。滿城的城門也分東南西北。但東門有兩座,大東門和小東門;因整段西墻皆借用大城城墻,故滿城西門即是大城西門。滿城里的街道,每旗有官街一條,披甲兵丁胡同三條。按八旗計,共有官街八條、兵丁胡同32條。以長順街為界,西側四條官街為:正黃旗——仁德胡同(西馬棚街);正紅旗——甘棠胡同(實業街);鑲紅旗——右司胡同(西勝街);鑲藍旗——永發胡同(蜀華街)。東側四條官街為:鑲黃旗——廣德胡同(東馬棚街);正白旗——都統胡同(商業街);鑲白旗——左司胡同(東勝街);正藍旗——永濟胡同(今人民公園內)。由北到南貫通整個滿城的長順街,配合分列左右的八條官街,以及散布其間的幾十條披甲兵丁胡同,讓滿城的整體結構像一條蜈蚣。蜈蚣頭是滿城的政治中心——將軍衙門。從將軍衙門到蜈蚣尾——延康門(北門),即沿長順街(包括今日之長順上街、長順中街、長順下街),從今日之金河賓館到新城市廣場一帶,是蜈蚣身子。長順街兩旁的八條官街和幾十條兵丁胡同,是蜈蚣腳。今天依然能看到它的身影。

2008年6月,為期三年的寬窄巷子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修葺一新的寬窄巷子由45個清末民初風格的四合院落、兼具藝術與文化底蘊的花園洋樓、新建的宅院式精品酒店等各具特色的建筑群落組成。民國初年,當時的城市管理者下文,將“胡同”改為“巷子”(北京的巷子稱胡同,滿城的建立就將少城也沿用胡同直到民國)。二十世紀80年代,寬窄巷子列入《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2003年,寬窄巷子街區正式出現在世人的詞典中。寬窄巷子是國家AA級旅游景區,先后獲2009年“中國特色商業步行街”、四川省歷史文化名街、2011年成都新十景、四川十大最美街道等稱號。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在平定了準葛爾之亂后,選留千余兵丁駐守成都,在當年少城基礎上修筑了滿城。清朝居住在滿城的只有滿蒙八旗,滿清沒落之后,滿城不再是禁區,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有些外地商人乘機在滿城附近開起了典當鋪,大量收購旗人家產。形成了旗人后裔、達官貴人,販夫走卒同住滿城的獨特格局。此間的寬巷子名叫興仁胡同,窄巷子名叫太平胡同,井巷子叫如意胡同(明德胡同)。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總督趙爾豐隨后交出政權,拆除了少城的城墻,一些達官貴人來此辟公館、民宅,于右任,田頌堯、李家鈺、楊森,劉文輝等先后定居在這里,蔣介石也曾經來過,使得這些古老的建筑得以保存下來。民國初年,當時的城市管理者下文,將“胡同”改為“巷子” 。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一次城市勘測一中,傳說當時的工作人員在度量之后,便隨手將寬一點的巷子標注為“寬巷子”,窄一點的那條就是“窄巷子”,有井的那一條就是“井巷子”。新中國成立后,將房子分配給了附近的國營單位用來安置職工,文革時期又對房屋進行了重新分配。20世紀80年代,寬窄巷子被列入《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

老成都寬窄巷子的記憶

今天的手工藝人,再無昨天的印記。

2003年,成都市寬窄巷子歷史文化片區主體改造工程確立,在保護老成都真建筑的基礎上,形成以旅游休閑為主、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和濃郁巴蜀文化氛圍的復合型文化商業街,并最終打造成具有“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廳”內涵的“天府少城”,寬窄巷子街區正式出現在世人的詞典中。

2005年,寬窄街區重建工作啟動。

2008年6月14日(第三個中國文化遺產日),寬窄巷子作為震后成都旅游恢復的標志性事件向公眾開放。

如今的寬窄巷子便是當年少城的遺留部分。寬窄巷子原有70多座院落、300多間房間。如今老城墻、金水河等已經消失。寬窄巷子由寬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條平行排列的老式街道及四合院落群組成,是成都市三大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是老成都“千年少城”城市格局和百年原真建筑格局的最后遺存,也是北方胡同文化和建筑風格在南方的“孤本”。這條清代街區記錄了老成都的滄桑歷史,其建筑風格兼具川西民居與北方四合院的特點。寬窄巷子面積為479畝,核心保護區108畝。改造后的寬窄巷子整體空間風貌較為完整,延續了清代川西民居風格,街道在形制上屬于北方胡同街巷,其主要特色為;“魚脊骨”形的道路格局。這種格局形式便于街道居民自發式能管理,奠定了安靜、悠閑的生活基調。寬窄巷子由營房宿舍慢慢與川西民居融合為一,民居內苛具有川西風格的庭院形態也基本保留,建筑構件如窗扇、雀替垂花柱等從細節上再現了老成都的生活韻味。寬窄巷子的街道空間尺度由兩旁的建筑和院墻所界定,街巷寬度內寬巷子7米左右,窄巷子5米左右,而沿街建筑為1~2層,高度也在5~8米,這樣形成的街道斷面高寬比約為1:1。寬窄巷子的沿街傳統特色立面保存基本完好,其中以院門的形式最為豐富。每家每戶的大門呈現出不同風格、不同材料、不同朝向、不同尺度,有屋宇式、石庫門等。加上黑灰墻與小青瓦做的窗花,整個街道的主調呈現出清代的特征。建筑作為空間的表皮,是空間歷史感的外部表象,通過這些實體界面的強化,讓歷史街區重塑出空間的時間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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