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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父吟

《梁甫吟》亦作《梁父吟》，是古代用作葬歌的一支民間曲調，音調悲切凄苦。古辭今已不傳，宋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收有諸葛亮（誤）所作一首（見《樂府詩集·卷四十一·相和歌辭楚調曲》），寫春秋時齊相晏子“二桃殺三士”事，通過對死者的傷悼，譴責讒言害賢的陰謀。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
里中有三墓(墳)，累累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冢），田疆古冶子(氏)。
力能排南山，文(又)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國相(相國)齊晏子。

此詩為樂府古辭，屬《相和歌·楚調曲》。一作《泰山梁甫吟》。“甫”亦作“父”。郭茂倩《樂府詩集》解題云：“按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這首古辭從寫墳開始，保留了葬歌痕跡，但從內容看，與葬歌毫不相干，而是一首詠史詩，所詠為齊景公用國相晏嬰之謀，以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故朱乾《樂府正義》解釋說：“（此詩）哀時也，無罪而殺士，君子傷之，如聞《黃鳥》之哀吟。后以為葬歌。”指出它首先是“哀時”之作，成為“葬歌”是后來的事。

據《晏子春秋·諫下篇》記載：春秋時齊國勇士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接同事齊景公，各有殊功。一次國相晏嬰“過而趨之，三子者不起”，這使晏嬰甚為難堪，便在景公面前進讒，說三人“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乃“危國之器”，應該除掉。景公以為然，便由晏嬰設計，以二桃賜三人，讓他們自己表功爭桃。公孫接、田開疆先自報功勞，各取一桃，最后古治子說：“我的功勞比你們都大，桃子該給我吃。”說罷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聽了都感到羞愧，認為自己功小爭桃，是貪，爭得不對又不死，是無勇。于是二人退還桃子，自殺而死。古治子見自己動武爭桃而使二人羞愧以死，也自責不仁不義接著自殺。歷史上臣子因功高震主而被殺的事例極多，而此詩之所以以《梁甫吟》為題，特別選定二桃殺三士之事進行歌詠，是因為這件事太具有戲劇性了，太使人震驚了，能夠引起人們更多的警覺和深思。

詩的前四句，先從位于齊城（今山東淄博）東南蕩陰里（一名陰陽里）之三壯士冢寫起。“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步出”與“遙望”相呼應，人未到而兩眼視野先到，表明了對三墳之專注。“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這是已經來到冢前，看清了三墳相連，形狀相似。這三墳相似，也象征著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于君，皆使氣好勝，皆被讒不悟。接下去六句轉而寫墳中三人的遭遇。

“問是誰家墓”，明知故問，是為了突出所詠對象。答曰：“田疆古冶子”，這是以兩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孫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緊承上句，盛贊三人勇力絕倫。排南山，推倒南山（齊城南之牛山）。絕地紀，語出《莊子·說劍篇》：“此劍上決浮云，下絕地紀。”這里指折斷地脈。這樣的勇士，結局卻又如何呢？“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一朝，既言時間之速，也表明此陰謀之輕易得行。“讒言”二字，傾向性極明，既是對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對主謀者的有力譴責。二句寫得斬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個力能推倒南山、折斷地紀的勇士來，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實現殺掉三士的目的。詩句所構成的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驚心動魄！詩至此，似可結又實未結，因為還留下一個疑問，這就是“誰能為此謀”？答曰“國相齊晏子”。結尾再一次用問答句式，波瀾突起，把做國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點出來。二句看似客觀敘述，不著議論，不含感情，實則皮里陽秋，有深意在。一問，意在提醒讀者注意設此不尋常之謀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為謀之人。

“國相”，字面上是點明其身份，實際上是譴責這個居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肩負溝通上下、協調文武之責的“國相”，何以不容人至此？這樣的行為與“國相”的地位、氣度、職責該是多么的不相稱！“齊晏子”，是直點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遠展出示眾，使人們知道，這個善機變、巧謀劃的“名相”，竟干出了這樣的事。關于此詩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說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認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應該有晏嬰這樣的能臣。

從詩的主題和語言看，這首古辭當是出于文人之手。在漢樂府詩作中，此詩顯得樸拙了一些，但結構還是比較嚴謹的，詩從望蕩陰里、見三墳寫起，轉到寫墳中人被讒言遭殺害的悲慘事件，再轉到揭出設此毒計之人。層層推進，語語相銜。詩中兩用問答句式，都處在詩的關鍵處，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氣免于平實。語言雖質樸而少文彩，但句句簡潔，文雅而不艱澀，明白而不淺俗，可見是經過一番錘煉之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