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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解放以前（舊西藏）的社會制度

根據古史和傳說，西藏的第一位藏王，“自天神而為人主”，當地人見他像貌莊嚴，舉止溫雅，于是，把他馱在肩上返回，奉戴為王，號令部落。這就是西藏最初的藏王聶赤贊普，也被稱為“肩輿王”。藏文史書《西藏王臣記》、《紅史》、《賢者喜筵》等都記載著這種傳說，說聶赤贊普只身來到西藏，迎接他的有12位苯教人士。這時期藏地已建有許多小邦，但沒有治理眾生的首領。從聶赤贊普到松贊干布統一西藏的900余年間，西藏古代史上出現過33位藏王。不過那時，西藏大小部落林立，聶赤贊普傳襲下來的伯特部落，到公元 7世紀松贊干布即位時，已發展成為勢力很強大的奴隸制政權。松贊干布時代，是西藏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政治上，奴隸制進一步鞏固，統一了西藏高原。經濟上，吸收漢族等其他民族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生產力得到很大提高。文化上，創制文字和佛教的傳人，對后期藏族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西藏未統一以前，各地方勢力互不相屬，各有自己的組織和首領。松贊干布 統一西藏后，他把各部的首領聚集到邏些（今拉薩），確立了他們的封爵，規定了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他們都得效忠吐蕃王室，向王室納一定的租稅，出一定的人員替王室服役，遇到戰爭時出一定的兵力替王室打仗。他們之間的爭執，須由王室來解決。

從現有的藏、漢文史料來看，吐蕃王朝時期已有贊普賜給大臣們大量奴隸的記載；有贊普或大臣們死后用奴隸殉葬的記載；有舉行盛大宗教祭祀時，殺死奴隸作為犧牲的記載；還有使用奴隸從事各種生產的記載。這說明吐蕃時代的西藏是奴隸社會。大約在公元869年到877年間，西藏地區發生了歷史上空前的奴隸大起義，前后持續了九個年頭。經過這次奴隸大起義，吐蕃王朝崩潰了，西藏進入混亂分裂的時期。

一直到13世紀中葉，在元朝中央政府的扶植下，建立起統一的薩迦政權，西藏? 的四分五襲局面才結束。

從10世紀初葉到13世紀中葉，西藏社會基本上完成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

從13世紀中葉到1959年，西藏社會經歷了700余年，封建制度也持續了700 余年，沒有變更。

2，舊西藏的政府組織

舊西藏的社會等級十分森嚴，最上層是僧侶，也就是喇嘛，其次是貴族，最下層的是農奴、奴隸。政府官員由地位顯赫的僧侶和貴族組成，他們是西藏的統治階級。農奴和奴隸則是被統治階級，在政治上毫無地位。

宗教和世俗的最高首領是達賴喇嘛，政教大權都集于他一人之手。達賴喇嘛是西藏最大的活佛，不過，他是通過轉世制度紀繼承政治和宗教統治地位與權利，而不是世襲的。達賴喇嘛有來自貴族世家，也有來自普通農民家庭。現在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就是來自青海省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依照西藏舊制，即使他出身貧民之家，一旦繼任為達賴喇嘛，一夜間就成為西藏最大的貴族。他代表的不是貧民的利益，而是貴族的利益。依照西藏的慣例，達賴喇嘛須年滿18歲，并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考取“格西”學位之后才能親政。在達賴喇嘛親政前，政教大權掌握在攝政的手里。

充任攝政的也必須是“活佛”，這類“活佛”“在西藏最著名的是“四大林”，即丹吉林、功德林、策墨林和錫德林。“四大林”都是“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是蒙語音譯，意為“化身”，是清朝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區喇嘛教“大活佛”的封號。這四位呼圖克圖都曾經受過清政府的冊封。這一級的“活佛”，均被載于理藩院冊籍，每代轉世必須經中央政府予以承認和加封。木鹿寺的地珠“活佛”也有充任攝政的資格。此外，黃教（格魯派）甘丹寺法臺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出任攝政。呼圖克圖任攝政的制度是由清朝政府規定下來的，一直沒有變更。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前有兩位攝政，一位是熱振呼圖克圖，一位是達扎“活佛”。達扎“活佛”并不是大呼圖克圖，他是在特殊情況下取得攝政權力的。

達賴、攝政以下是政府行政機構，藏語稱“噶廈”。“噶”是命令的意思，“廈”是房屋的意思，“噶廈”就是發號施令的地方。外國人常把噶廈譯成“ 內閣”，性質類似。噶廈是清政府規定的。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清政府派軍隊入藏，打退了入侵西藏的準噶爾之后，把居住在青海塔爾寺的七世達賴格桑嘉措護送回西藏，在布達拉宮舉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禮。并決定廢除管理政務的第巴職位，設立噶倫聯合掌政（康熙六十年，清政府設噶倫三人；雍正元年，清政府設噶倫五人；乾隆十六年，清政府設噶廈，實行四噶倫制），命他們在大昭寺設立辦公所。乾隆十六年以后，清朝命令諸噶倫在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領導下，辦理西藏政務。1959年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又稱噶廈政府。 噶廈設有噶倫四人，三俗一僧，他們的地位是三品（這也是清朝的規定，達賴喇嘛為二品，攝政為二品，噶倫為三品），一切重要事務，都由噶廈議決后呈達賴喇嘛或攝政核準執行。如果有噶廈不能決定的重要事務，如戰爭、議和 、選舉攝政及達賴轉世等問題 ，就由噶廈呈請達賴喇嘛或攝政召開“民眾大會”，藏語稱“沖都”，與會的是各機關官員代表、三大寺堪布和貴族代表；農奴和奴隸是沒有資格參加的。這種會議至多是達官貴族會議，而且被少數大喇嘛和貴族操縱。有些較重要的事或政府不愿做的事，常常借大會來應付，或推脫責任。

噶廈以下有兩個主要的辦事機構，一個是“譯倉”，意為秘書處，其地位較噶廈略低，但它直接由達賴或攝政領導。達賴喇嘛的印鑒由譯倉保管，噶廈的公文要送到譯倉蓋印后才能發出。譯倉有仲譯（秘書長）四人，全部是僧官，而且都由四品以上的“堪窮”擔任。他們管理著所有的寺廟，僧官的調遷、任命都由譯倉決定，并負責代達賴或攝政起草文件。譯倉形式上隸屬噶廈，實際上又受達賴的總堪布（基恰堪布）領導，噶廈的一些重大事情，都必須通過譯倉向達賴呈報。

另一個是“仔康”，意為審計處，管理著財政和俗官、貴族的事務，也負責發布政令。西藏的每一個貴族，有多少莊園，應向政府納多少稅，出幾個兵，都 由仔康管理。同時它負責培訓貴族子弟，凡貴族子弟出任官職，必須先在仔康登記，然后接受訓練，經過兩三年的訓練才能得到職位。仔康設有孜本四人，都是俗官，官位四品。噶倫出缺時俗官噶倫多半從孜本中選任，僧官噶倫則在大仲譯中選任。

除“譯倉”和“仔康”外，政府行政各機關的官員都是僧俗配制，在各基恰（相當于地區），各宗（相當于縣）等地方官中也是如此。

噶廈的其他機構還有馬基康（即藏軍司令部）、朱頗列空（糧務局）、索朗列空（農務局）、門孜康（醫藥歷算局）等部門。地方行政建制最大的是基恰 ，相當于一個行政區。每基恰設有基恰一人或兩人，意為總管。總管都是由四品以上的僧官或俗官擔任，三四年為一任。任職期滿后或調職或留任，由噶廈決定。在基恰中，以昌都總管為最大。因為出任昌都總管的都是噶倫，較其他總管的地位高，權力大，通常昌都總管都被稱為“昌都噶廈”。

基恰以下是宗，相當于縣，每宗設有宗本一人或兩人，相當于縣長。另外，貴族、寺廟莊園的轄地稱為“溪卡”，較宗小（也有的溪卡和宗在行政上同級），設溪堆。宗本的品級較高，溪堆的品級較低。噶廈把宗、溪分成三等：一等宗由五品官任宗本，僧俗各一，二等宗、溪的宗本、溪堆由六品官擔任，僧、俗各一；可只設一個宗本（溪堆），僧俗輪流；三等宗、溪由七品官擔任宗本（溪堆），一般為一人，僧俗均可。

西藏社會政治制度等級森嚴，被一種特殊的政教合一的官吏制度統治著，廣大農奴和奴隸處于無權的地位。

3，舊西藏的法律

舊西藏通用的法律分為兩種：一種是教法，即規范出家人的戒律，如“沙彌戒”、“比丘戒”等，專門適用于僧侶；一種是王法或政法，適用于俗人。法律條文是吐蕃時代留下來的，1000多年沒有多大變化。主要的法律有，“十三法”、“十六法”等法典，它們曾經過五世達賴、十三世達賴的修訂。另外，西藏還沿用元朝、清朝的某些法律。法律條文涉及的內容很多，有刑事法律規范，有懲治制裁規定，有婚姻、財產等民事法規等等。某些法律明確規定并嚴格維護等級森嚴的不平等社會制度。“十三法”、“十六法”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人的命價按尸量黃金計，下等下級人被殺的命價僅為一根草繩。法律規范的等級性非常明顯，嚴格區分貴賤，并公然庇護權貴。如按傷人賠償規定，凡仆人反伉主人，而使主人受傷較重的，應斫掉仆人的手或腳；如主人打傷仆人，延醫治療即可。如抗犯活佛，則要受到更嚴厲的懲罰。按照法典規定，農奴“勿與賢哲貴胄相爭”，甚至規定“向王宮喊冤，不合體統，應逮捕鞭擊之”，連農奴喊冤也有罪。而達賴集團散發的材料都稱，農奴“是有合法身份的”，他們“可進入法院，他們有權控告他們的主人，并且把他們的案件上訴到高一級當局”。這顯然與事實不符。

而在領主管轄的范圍內，領主們既是法律的制訂者，又是法律的執行者，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他們的封賜文書、口號命令，誰也不能違抗。法律還保障三大領主對擁有的土地和農奴人身的占有權。五世達賴在木猴年授予貴族諭文中就寫道：“如果你們（指農奴）貪圖自由舒服，我特授予拉日孜巴權力，將你們鞭打、砍殺”。

寺廟和政府的判決同樣具有相同的效力，凡僧人犯法，皆由寺廟處理，只有寺廟的僧人被開除僧籍逐出寺廟，政府才能依法處理。宗教受到法律的特別保護。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宗教也介入。如在起誓以分別有理無理的法律中，執行者采用的方法，是令起誓的雙方在護法神像前，用手從燒沸的油鍋里撈取石子，油鍋里放有黑白石子各一枚，撈得白者為有理。這真是駭人聽聞。

法律的每一條文都有詳細注釋、判例和罰則，在執行時，就依據法典的這些注解和判例對觸犯法律的人進行刑罰。司法的刑罰方式，在西藏極其原始而慘酷。輕微的罪名，多半施行鞭笞，鞭笞往往當眾進行，不論男女都得脫光下身，用長柳條抽打屁股。較重的刑罰有挖眼、割舌、剁去雙手或雙足，甚至割鼻、割耳、抽腳筋等，有的則被送到隆子宗等邊遠地區流放，終身為奴。一些刑罰令人難以想象，如把人投入蝎子洞。凡是犯有反叛政府罪或其他重要罪行的罪犯，都被投入蝎子洞里。投進洞中的犯人，很快會被成群的蝎子螫死。郎子轄（拉薩市舊政府）和拉薩附近就有蝎子洞。還有一種刑罰是把犯人縫在一個牛皮袋里，僅留頭在外面，然后丟到河里，隨流漂泊，慢慢把人淹死。藏學家李有義教授，這位***政府時期曾在西藏任職，后一直從事藏學研究的學者，在他1951年所著《今日的西藏》一書中，向世人講述了他在西藏期間親眼看見的一個奇特的刑罰：“一個做假金子的，被藏政府抓到了，就用一塊石頭和一把鹽，讓犯人抓在手中，然后把他的拳頭用牛皮縫起來，用枷鎖住曬在太陽底下，不久這人手就被石頭和鹽把血水吸了出來，這人痛的一陣陣暈過去，大聲呼救 ，兩三天后這人的手和半截臂膀都枯了，成了殘廢。”像這一類的刑罰種類很多，我們無法在這里一一描述。